錢江源頭小縣城開化遭遇了生態補償的核心問題：該如何為損失的發展機會定價、補償？
對于“錢江源”的頭銜，浙江開化縣人又愛又恨了10年。
10年間，超過80%的森林覆蓋率，大氣水體質量、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率均名列全國前列……這個浙西小城在生態版圖上的分量，一天天地加重。
但“經濟與生態”的天平，卻從未真正平衡過，在生態榮譽背后，卻是它從浙江經濟版圖上的加速退出。
從原隸屬的金華地區經濟實力的第二名，一直跌到2001年開始，進入浙江省25個欠發達縣市行列。現在，它的人均GDP、農民人均純收入，甚至排名所隸屬的衢州市倒數第一。
為了保護錢江源，五年來開化縣共否決了二百多個項目 圖/張國友
圖/李伯根
今天，開化縣的官員們忍不住抱怨這個頭銜，越來越像一道緊箍咒，“我們為下游送出了一江清水，換來的卻是貧窮與落后。誰該為我們的犧牲埋單？”
“我們也曾闊過”
過去的輝煌愈發映襯著浙西小城如今的落寞。“計劃經濟時代，在當時的金華行署，開化的經濟一直名列三甲。”原開化縣縣長方秋華說。
上世紀80年代，僅僅依靠采伐木材，“半米木頭是收音機，一米木頭是電視機，兩米木頭是拖拉機”。位于錢江源頭的齊溪鎮宣傳委員鄭建紅回憶。
到了90年代初，開化亦曾提出工業立縣的戰略，依托腳下石煤和硫磺礦的資源，掀起了辦廠的熱潮，各鄉鎮興辦的造紙廠、水泥廠、各類礦山企業有數百家之多，年產值超過5億元，相當于當時開化年工業總產值的七分之一。
原開化縣造紙廠廠長的錢根源老人回憶說，在那個萬元戶還非常稀罕的年代，很多造紙廠高管年終獎就有了一萬元。
但“這些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高污染，對生態的破壞幾乎不可修復。”原開化縣生態辦常務副主任余政權感慨道，“流到下游常山縣的出境水，常年是劣五類，全是黃的。”
污染一度威脅到“自己人”，當時硫磺礦眾多的開化縣本底鄉，因為水體污染嚴重，尿路結石成了當地老百姓最常見的病。
而當時作為錢江支流的池淮溪，則將水泥生產帶來的化工污水源源不斷地送到了下游的常山縣，一直流到了杭州。
“送出一江清水”
“開化在浙江重不重要？我要是開它兩家造紙廠，你在下游馬上就知道了。”開化縣原環保局局長汪圣瓅開玩笑說，“作為源頭的開化縣對環境的保護或破壞，直接關系到整個流域的喝水問題。”
錢根源老人亦感同身受。上世紀末，原開化縣造紙廠，這家在上游解決了開化縣眾多人“吃飯”問題的龍頭企業，一直威脅著下游常山縣喝水的問題，有好幾次，因為水污染，常山人都陷入了無水可喝的絕境。
憤怒的常山人“幾乎年年都到省里告我們的狀，有一次還把我們舉報到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都來做了報道”，錢根源回憶說。為了掩人耳目，造紙廠不得不時開時停。
錢江源頭的這場博弈最終驚動了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柴松岳。2000年6月14日，柴松岳來到了開化縣。
省長此行目的明確，直指這個錢江源頭縣的生態保護和水土保持問題。這個縣送出去的污水不僅威脅著常山縣，沿途而下的，更有省會杭州及周邊多縣市的飲水安全問題。“源頭是敏感性區域，哪怕一滴污水、一點變化，都牽涉到下游飲用水的安全。”余政權說。
柴松岳最終為這場涉及下游飲水安全的爭論拍了板，“你們的責任就是要為下游人民送出一江清水。”
壯士十年斷腕
柴省長走后不久，2000年9月26日，《錢塘江源頭（開化縣）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規劃》成為“全省第一個通過論證的環保規劃”。為了向下游送出一江清水，開化的十年陣痛開始了 。
第一個被省長光顧的開化縣造紙廠，成了第一個被開刀的犧牲品，上百名職工，一夜成了失業者。
一度承擔了開化縣主要供電任務的華埠鎮火力發電廠是第二個被犧牲的對象。因為無法解決污水排放問題，2000年12月，被徹底關停，二百多人因之下崗。“當時我們并不符合國家政策的關停條件，但硬是將我們作為虧損企業強制破產清算。”當年的副廠長王玉龍回憶。
一直作為開化縣工業支柱的華埠鎮，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幾個縣里最重要的大型工廠都遭到了關閉，造紙廠、化肥廠、藥廠、發電廠……無一幸免。”此前這些企業每年都能貢獻上千萬元的利稅。
曾經的池淮鎮，占去“全縣的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治理過后，這個原本的財政強鎮書記，不得不淪落到向時任的縣長借來20萬元錢，以便周轉。
最終的數據顯示，企業關閉潮，全縣直接經濟損失18.4億元，每年減少利稅3.67億元，而2008年這個縣城的財政總收入才4.9億元。“對于欠發達山區縣而言，可謂是壯士斷腕。”開化縣長金明說。
大規模關停企業的影響迄今仍在，開化縣環保局局長鄧仕海舉例說，從2003年到2006年，開化縣的工業用電量一直負增長，排名末尾，竟然只抵前一位者的一半。“在無工不富的共識下，這個數據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
關停還帶來了大量難解的社會問題，8萬開化的主要勞動力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務工，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兒童。
遲到的杯水車薪
在縣政府的總結中，當年的關停戰役被形容為“以鐵的決心，前所未有的力度，空前的代價，對產業結構進行了戰略性調整”。
但真相往往是，所謂的戰略性調整總意味著無條件放棄機會，因為不斷被定位為生態功能保護區，隨之而來的產業約束要求，也越來越嚴格。
“2000年起，保護面積是浙江省最大，空氣管理質量、標準要求是浙江省最高，空氣要最好、水要最干凈。”余政權回憶。
2002年，開化被命名為國家級生態示范區，2004年初，又被確認為全省首批2個省級生態功能保護區試點縣。到了2007年，“開化95.7%的面積屬于生態功能區規劃中限制和禁止開發的區域，這意味著在上游很多地區，除了綠色食品加工業，其它什么廠都無法建設。”余政權說。
化工、醫藥、造紙、制革、印染、冶煉、水泥、味精等在其它縣市依然可以的產業項目，在開化，自是被嚴格實行了禁入制。
開化縣經貿辦公室的數據顯示，五年來共否決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開化生態功能區要求的項目二百多個，投資額數十億。
為了保證境內大部分水質為二類的要求，開化水環境功能區范圍內禁止新建排污口，甚至連城鎮污水處理廠排污口都不能設置。余政權舉例說，“金華有一個三億多投資的項目，浙大的專家都同意了，還是全封閉的、沒有廢水出來的，仍然被否掉了。”
“這極大限制了開化縣各類項目的建設，嚴重影響到縣域經濟的發展。”2009年7月7月，開化縣政府在給上級領導的一份回報材料訴苦說。
這種壓力在和鄰近的城市對比之后，更讓開化人憤憤不平。“政協曾經引進過一個選礦的項目，被否掉以后跑到附近的縣落了戶。有人就說，為什么別的縣可以搞，開化就不可以？”
在開化自縛手腳、治理污染的同時，開化的生態補償卻一直未能到位。
“開化對錢江的保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回報實在太少。”鄧仕海訴苦，“前幾天省政研室的主任來考察說，開化給你十個億也不多。”
2000年以來，歷屆縣、市、省人大、政協開會，開化都強烈要求生態補償。但開化的省人大代表只有兩名，人微言輕，一直沒有得到回應。“直到2007年，才正式有了對前一年污水控制的生態補償。”鄧仕海抱怨。
這或許還得感謝杭州媒體發起的“反哺錢江源”系列報道。這個持續一年多的報道，暴露出了開化可怕的貧窮，喚起了上游人們的“慚愧之心”，“要是沒有媒體的報道，我們可能還要被遺忘很多年”。喪失發展機會補償？
2008年，浙江省宣布全面實施生態補償機制，這也是中國最早的生態補償機制。“去年我們分到了三千多萬元”。余政權說。
但目前的生態補償看起來還是很不公平，鄧仕海則仍不免抱怨。“比如爭取污染治理項目補償，污染很大的縣城，反而有錢補。我們生態搞得早、治理好的，反而沒得補。”
另一個是生態目標考核機制的嚴苛，鄧仕海擔心，考核辦法最終會鼓勵大家在環境治理上不要變得太好，以保留上升的空間。
“為避免只單純強調近年的調整與整治，導致出現先污染，后治理，多污染，多治理，多補助的導向誤區，還應確定一定的補助比例用于保護補償、機會補償和發展權的補償。”余政權在一份受浙江省財政廳委托而提供的建議書中說。
他在建議書中，將補償一分為三，在傳統的生態功能補償、環境治理補償之外，又單列了喪失發展機會補償，要求至少不得低于15%。
“源頭地區的生態補償考核指標不夠健全。”2008年在接受媒體調研采訪時，浙江省環保廳的官員亦承認，并首度肯定了發展機會補償的必要性，“源頭地區多為限制開發區和限制準入區，產業和項目的準入門檻高，當地因此喪失了部分發展經濟的機會，為了體現公平，也應該將喪失的發展機會成本作為生態補償的一大考核指標。”
